中人变迁与广东十三行的崛起

日期:2019-08-18 11:22:47 作者:绵阳新闻网 浏览:168 次

乾隆36年(1771)十月十六日,钟琳士卖地的契约中,有“祖:钟朋远;胞叔:钟永琦、钟永瑃”的名字。

土地买卖契约中,都会写上“无勒逼”之类的话,表明在中人的担保下,交易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。

中人变迁与广东十三行的崛起

乾隆56年(1791)九月,曾开棕出售产业的契约中,不但有父母,还有4个胞伯叔,4个堂兄弟做见证人。

《格伯簋》及其上的铭文。(资料图片)

1940年的一份土地契约中,大量出现基层管理人员的名字。

中人变迁与广东十三行的崛起

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(馆)留存下来的契约文书中,无论是土地买卖契约、卖地定金契约、阴地送讨买卖契约,还是土地房屋实物租佃契约、钱财借贷借(收)据、宗族(家庭)分关继承文约等,都少不了一个重要的内容组成部分:社会见证人,俗称中间人、中人。

早在西周时就出现了用物品交换土地的铜器铭文。周恭王时的铜器《格伯簋》,记载了格伯以良马4匹换取倗生土地30田的事,其中写道:

“惟正月初吉癸巳,王在成周。格白(伯)受良马乘于(倗)生,厥贾(价)三十田,则析……华(厥)书史戈武立成,铸保(宝),用典格白(伯)田。其万年,子子孙孙永保用。”

这段铭文中,出现了一个叫“戈武”的书史,他就是作为中人参与这个契约的订立和书写人(铸保)。戈武这个人,应该是目前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契约中,最早出现的中人,也是中国古代契约传统“行契立中”的有力证据。

信中人民间法制诚信的结果

周懿王5年(公元前895)的铜器铭文《五年卫鼎》中,记载了裘卫以田交换邦君厉的5田,铭文还记载了有关官员、证人参加,双方签订交换契约的事。这些官员、证人,也是中人。

西周以来,中人的称谓不断变换。秦汉时叫任者、任知者,魏晋南北朝时叫时见、时人、临坐,唐朝称保人、见人、知见人,宋元时叫见人、作中人、中间人,清朝叫中见人、引说、凭中人、同中人、居间,民国时叫中人、正中、偏中等。这么多称谓,用一个词语来概括,就是中人。

清朝学者王棠在《燕在阁知新录》讨论中人的本源时说:“今日文契交易必用中人,此字亦有所本。乐府《当墙欲高行》云:龙欲升天须浮云,人之仕进待中人。以为仕进不待中人,则事不成;交易不用中人,亦无取证也。”

照王棠的说法,中人在交易中起到引领人的作用,如果没有中人的活动,那么订立契约的行为会“事不成”;没有中人参与的契约关系,也是不稳固的,一旦产生纠纷就会陷入“无取证”的窘境。

这说明,人们在判断、解决契约纠纷时,只有一纸文书是不够的,至少得有中人在场,才能把事情说清楚。

官方断案说理,非常重视中人这一要素,如果用没有中人的契约文书来证明契约关系的存在,文书本身就很可疑。此类纠纷在明清判牍中较为常见,可见官方在协调解决契约纠纷时对中人的重视程度。

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中,其实并没规定签订契约时必须要有中人。那么,为什么民间在交易中又必须要有中人参与呢?

在古代的王朝统治中,县以下的宗法社会治理,更多的是乡约自治,也就是俗称的熟人社会、族权社会、宗法社会。

此前我们说过,一些大家族的族约中规定,犯了某条某款,就要被活埋或“浸猪笼”,简直就是族权大于王法。但对普通乡民来说,他们愿意遵守这样的族约,这是一种自愿选择的结果,当然,其中也包含着被逼迫而不得不遵守的成分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在交易中必须要有中人参与,正是民间构建法制诚信的选择结果。中人制度有着解决争议的特点,中人在熟人社会中有公正、客观、中立的社会形象,能很好地利用其权威性和公正性,起到协调、化解民间纠纷的效果。

所以,信中人,得公允。

靠面子契约的稳定性也越强

一般来说,做中人的人,首先要有相对的权威性。放在乡村熟人社会,那就是有面子的人,面子大,大家都服他。

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,封建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思想盛行,形成了较为封闭的社会氛围,人们更习惯于依靠熟人解决问题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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