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音像世界》:红布 传教士 诸神的黄昏(三)

日期:2020-02-09 18:13:31 作者:绵阳新闻网 浏览:82 次

会刊的落幕等同于《音像世界》歌迷会进入冬眠。这个民间组织在鼎盛期拥有一千六百多位会员,到了1996年秋天,本地会员萎缩到两百左右,外地还剩一百出头。会费每年收十五元,比歌迷会1989年创立时加了五成,而正刊的定价却在这七年内翻了不止五倍。物价飞涨,国门大开,告别了精神文明的若干年自然灾害,会员已经不是办活动放点录像带就能满足的,1996年,摆在他们面前的诱惑与选择已经超出了食堂主厨的业务范畴。张磊不敢涨会费,怕进一步赶跑会员,只能减少活动次数和会刊的期数。可是,这两大内容一减,参加歌迷会不就成了一种口头行为吗?

1992年11月23日,杂志社为童安格与上海歌迷举办联谊会。

活动减少,会刊停办,参加歌迷会就成了一种口头行为。

人类的生活方式即将改变。电脑正在大城市以及高等院校普及,《大众软件》在上世纪最后几年的大学校园是一本非常抢手的杂志,已经取代《音像世界》成为社交娱乐的头部流量。《当代歌坛》跟《音像世界》比肯定是肤浅的,但是在让学生族付钱这件事情上,他的表现足够“当代”,而《音像世界》还停留在清末民初的意识形态。他是一部漫长的文艺片,节奏舒缓,好像从来就没有研究过市场,也缺乏对消费群体的细分。他的风格,是袁智聪式的共冶一炉——摇滚、流行、Hi-Fi、古典、影视、电音、爵士、红歌、戏曲、民乐——亲爱的读者同志,我帮你打包好了。这也是David Bowie的特色——摇滚变色龙,所以《音像世界》不停地改头换面,从创刊到停刊,大大小小的改版经历了十几次,每改一次就流失一批读者。这不是杂志的问题,《音像世界》的水准未曾改变,真正改变的是读者。不再委曲求全的他们追求一个“爽”字——摇滚乐迷希望整本杂志的摇滚纯度即使达不到工业酒精的标准,好歹是一瓶白酒;追星粉丝想对那些乌七八糟的非流行内容说:“你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。”

到处讨好,结果到处都是怨言。长期以来,《音像世界》疏于正视读者。它看大量的读者来信,听大量的社会声音,这是它的态度,就像一名政客。本质上,它从未改变。它是一本综合性的音像类刊物。用张磊的话说:“每当我在内容上有一些想法的时候,领导就会敲打我:“注意哦,我们不是同人杂志。””

国外的音乐杂志都会细化市场,特色和定位相对清晰。

由于高度市场化,欧美的音乐杂志就像专科医院,一个科室下面还要细分。以摇滚乐为例,Uncut侧重老摇滚,Q偏向主流摇滚,Wire的关键词是前卫。与之相比,《音像世界》简直是社区医院的格局,只有内科外科,加上几名老中医。更可怕的是,《音像世界》常年致力于普及音响知识,有关器材和录音载体的讨论经常横跨数版,以至于任何一本国外的音乐杂志都无力成为《音像世界》的模板,但是在九〇年代,《音像世界》是很多中国杂志的模板。

《中国百老汇》1993年创刊的时候,就像一本删了音响器材、加了音乐剧的《音像世界》。《当代歌坛》在1994年创刊之前出过一本试刊号,做得颇为严肃,和它日后的“偶像”造型相去甚远,很像连载《对话摇滚乐》之前的《音像世界》。好在这本杂志及时整容,走了粉丝读物的新路,不然就会像《中国百老汇》那样不温不火。

《当代歌坛》在1994年创刊之前出过一本试刊号,做得颇为严肃。

王晓峰对《当代歌坛》的评价相对刻薄:“一本翻开之后能看到300多个歌星的照片但合上之后你记不清都介绍过谁的音乐通俗刊物。”因为通俗,更因为通俗的纯度高,《当代歌坛》席卷内地,瓜分了《音像世界》的市场。后者还是太文艺了,缺乏娱乐精神。我读过不少张学友的访谈,好像只有吴珏(港台版面的责编)会在1996年这样的时间点把张学友当音乐人而非歌手来采访,和他讨论“豁达计划”之于香港乐坛的功过得失。我对那篇文章(1996年3月刊,P12-13)的印象比较深,它透露了编辑部料理流行题材的文化倾向。

1996年,《音像世界》开始刊发邱大立的文章。邱大立此时已经从他的阵地《音乐天堂》离职,但还为之供稿。他当时在广州卖打口,幻想办一本名为《声音》的杂志。现在的他,嗓音依旧慵懒,语速缓慢,完全忘了自己曾是《音像世界》的作者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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